国家大剧院展“时代的容颜”，看西方人物绘画500年

东京富士美术馆所藏西方绘画精品展在上海举办数次后，再次移师北京。获悉，8月4日，“时代的容颜——东京富士美术馆藏西方人物绘画精品展”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馆（东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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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主题从16世纪宏大的宗教神话题材到以权力与财富为象征的贵族宫廷绘画；从反映现世生活的世俗作品，到20世纪具有先锋精神的现代主义肖像画，囊括了安东尼·凡·戴克、戈雅、雅克·路易·大卫、德拉克罗瓦、布歇、夏加尔、安迪·沃霍尔等52位艺术名家的原作，让观众通过欣赏不同时期画家笔下的艺术作品，感受不同时代的“容颜”。

展览现场

展览展出的56件人物画真迹均来自亚洲范围内馆藏最为丰富多样的东京富士美术馆，展览通过“人神之境”“赫赫声名”“别样人间”“所谓伊人”“一梦浮生”五个单元展现了西方人物画五个世纪以来的演进历程。数百位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依次登场，共同构成了一部西方人物绘画的发展简史。

“人神之境” ：神话人物在他们的笔下获得“人”的力量

要讲述欧洲绘画的发展过程，就不能不提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世界。作为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罗马文化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人物与传奇故事；后来，神话的宏大叙事中又加入了基督教故事，二者在艺术创作中糅合在一起，形成题材、风格与叙述方式之间持续不断的碰撞。

《亚历山大大帝归还阿卜杜洛米诺被剥夺的王位》

在欧洲艺术史中，人物画最初的描绘对象就是神话传说与宗教故事中的人物，因为图像作为最直观的表达工具，能够突破文化和认知障碍，达到传播和宣教的目的。虽然到了人文主义时代，“人”的形象及其历史时代被置于中心地位，但是描绘神话人物和宗教故事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只是目的不再相同：艺术家受客户委托进行创作，他们在古代文献经典和宗教教义中找到最适合表达主题的场景，借助隐喻的手法，让这些神话人物在他们的笔下获得“人”的力量，以此阐述普适的观念。人与神的界限变得模糊，神灵也拥有了现世的意义。这种叙事手法在艺术史上延续了数百年，在此后的巴洛克、新古典主义和学院派作品中也不断回归，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展区首幅作品便是贝纳尔多·斯特罗齐（1581-1644）创作的布面油画《亚历山大大帝归还阿卜杜洛米诺被剥夺的王位》（1615-1617）。作为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热那亚画派的主要画家。贝纳尔多·斯特罗齐主要从托斯卡纳画派汲取灵感，后期逐渐向伦巴第和佛兰德斯画派靠近。他的风格特点是鲜明的色彩，亮丽的效果。

这幅作品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派遣信使把被掠夺的王冠归还给阿卜杜洛米诺的情景。作品以王冠为中心，主要人物呈对角线分布，构图和谐；技法上，采取了大面积的颜色厚涂（威尼斯画派中最具特色的技法），同时以具有卡拉瓦乔风格的强烈明暗对比手法，成功地营造了鲜明而有戏剧性的效果。

《芙罗拉》

安布鲁瓦兹 ·杜伯瓦（1543-1614）是枫丹白露画派第二代代表画家，他的作品是风格主义（Mannerism)的典范。布面油画《芙罗拉》（十六世纪后期）中娴静的妇人肌肤白嫩，她便是古罗马司掌植物和谷物开花的女神芙罗拉，在当时也被视为春之女神。在古罗马文学传统中，她对应的是古希腊神话的花神克洛里斯（Cloris）。画作中，芙罗拉怀抱花瓶，将其放在身体一侧，目光正视观众。她的身边环绕着四位不同造型的天使，均以古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作为原型。

《朱庇特与忒提斯》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的布面油画《朱庇特与忒提斯》（约1807-1825）放置于“人神之境”单元的最后，颇有压卷之意。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法国艺术家之一，安格尔于1797年进入雅克·路易·大卫的画室，1801年获得著名的法国国家艺术奖学金——罗马大奖，得以前往意大利罗马的美第奇别墅进行学习创作，汲取意大利绘画的精髓。

这幅作品正是他在美第奇别墅的同名毕业作品的缩小版。画面中央是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宙斯），他庄严地端坐在奥林匹斯山顶的王座上，忒提斯则跪在他的身前，抬头仰望。女性人物的妩媚，男性神祇的威严，是安格尔绘画作品中极具辨识度的主题，画家刻意将画作中的人体拉长，以凸显神界的美感与韵律。据说，法国诗人波特莱尔在当年的展览会评论文章中曾对这种不尽符合人体比例的构图颇有微词，但画家借古喻今、借神喻人（皇帝拿破仑）的用意则显露无遗。

“赫赫声名”：首席宫廷画师的“造神”臆想

早在古罗马时期，大理石帝王雕像就已成为帝国权力的象征。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人物获得了与宗教形象同等重要的地位。君主与教皇，贵族与将领，纷纷成为艺术作品的赞助人，藉此在历史上留下端庄形象，宣扬个人的声望与地位。如此，人物肖像画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功能的绘画门类，也记载了社会风俗、服饰品位等的变化。在“赫赫声名”单元，肖像画作品表现真实的人物，也描绘了其历史背景；它不仅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也被赋予了记录丰功伟绩的使命。

巴洛克时期，肖像画对人物面部表情、内心表达有了更多的探索。而到了洛可可时期，画中人物精美繁复的装饰成为艺术家关注的所在。到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复兴古希腊理想美的风潮在法国尤为盛行，以雅克·路易·大卫和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为代表的画家创作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主题作品。这一时期，拿破仑画像也在法国日渐发展成熟。拿破仑的画像被用于宣传和记载功名，因而他的形象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被塑造成史诗般的英雄，手中掌握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拿破仑一世画像》

法国肖像画家弗朗索瓦·热拉尔（1770-1837），1786年进入雅克·路易·大卫的工作室工作，在其创作生涯为波拿巴家族和其他宫廷贵族绘制了多幅肖像作品。本次展览中呈现的布面油画《拿破仑一世画像》（十九世纪初期），只是皇帝的头像。据介绍，2008年故宫与卢浮宫合办“两宫展”时，热拉尔为拿破仑画的全身像曾现身午门展厅。今次展出的这张头像可能是热拉尔的手稿，也可能遵照拿破仑的习惯——凡是他喜欢的肖像画，往往会要求画家“复制”多张在欧洲发放。

作为十八世纪末最重要的法国画家之一，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画风严谨，技法精工。其早期作品多以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材，并于1793年完成名作《马拉之死》。拿破仑掌握政权后，大卫做了拿破仑一世的首席宫廷画师，为拿破仑绘制了一系列歌颂性的画作，诸如《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约瑟芬皇后加冕大典》（卢浮宫藏）等巨作。

雅克·路易·大卫创作的《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

在大卫绘制的众多拿破仑肖像画中，布面油画《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1805年）是拿破仑英雄形象最为强烈的视觉表现——在1800年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役中，拿破仑率军远征意大利，登上阿尔卑斯山，抄近路越过圣伯纳隘道，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赢得了胜利。这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拿破仑登上权力顶峰的道路，艺术家将这一场景进行了戏剧化的渲染和理想化的创造。这一作品登上此次精品展的海报，无疑也是展览的重中之重，就记者现场观摩，不少观众都会在画作前留影。

据介绍，这幅名作并非由拿破仑本人委约而作，而是在意大利战役后，由西班牙国王向大卫定制的作品。拿破仑本人在看到这幅作品后赞许有加。随后，应拿破仑的要求，大卫工作室又创作了多幅相同的作品。油画中天气阴沉、环境险峻，但拿破仑眼神坚定，凝视远方。他身骑白马，右手指天，红色的披风在风中飞扬。大卫巧妙地用双对角线构图，让身形矮小的拿破仑形象立刻高大起来，仿佛整个世界都踩在他脚下。

保罗·德拉罗什创作的《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

不同于大卫在画作中“造神”，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在拿破仑去世后，也创作了一幅《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在这幅作品中拿破仑不再身披华服，而是裹着实用的军大衣，骑在驴上，和部下一起艰难地翻越雪山。其实，这才是真实战地场景的呈现：拿破仑不是超人，怎么会穿着红披风爬雪山呢？其次，拿破仑骑驴也是更贴近事实，因为驴的耐力和抗寒能力比马好，军队在长途跋涉时也多选择驴为坐骑和运输工具。

从“别样人间”到“一梦浮生”，寻找新的艺术语言

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带来了一种独立于宗教或神话的、批判性的思考方式。在启蒙运动浪潮的影响下，人们不仅对古代世界重燃热情，对自然世界也萌发了新的兴趣。艺术作品舍弃了崇高、悲悯或戏剧性的主题，转而专注于对“别样人间”日常生活的观察。同时，爱情主题也不再借神话人物展开，而是发生在普通人的身上，发生在艺术家所熟悉的现代世界里。

《乡村的乐趣》

这股风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18世纪重要的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他在上流社会大获成功，深受权倾一时的蓬巴杜夫人等名人赏识。而在其职业生涯后期，随着法国的艺术品位逐渐转向新古典主义，布歇因为绘画主题不够深刻以及绘画技法的随意而受到诟病，他的名作《秋千》因轻佻俗艳地展示贵族阶层的风流韵事而饱受争议。

《田园乐章》

展厅中呈现了弗朗索瓦·布歇两幅创作于1743年的布面油画作品，《田园乐章》和《乡村的乐趣》。展现的依旧是田园牧歌式轻松优美的场景，画面洋溢着青春的美丽和欢愉，女神们个个生动鲜活、娇柔艳嫩像是凝脂做成的（当时的贵族男女都崇尚和追求雪白的肌肤，甚至不惜用有毒的化妆品来涂抹）。怪不得他的绘画在当时深得贵族追捧，订单不断。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艺术史中就不乏著名的女性肖像画，但它们大多是皇室贵族的委托作品。而到了18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平民女性形象进入世俗化的绘画场景中。虽然“所谓伊人”单元的女性肖像作品仍然以男性艺术家视角为主导，但除了典雅端庄的传统形象以外，具有个性特点和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也开始凸显。这些画作中的女子形象美好而又难以捉摸，这一对形态的探求过程极具现代意义以及解放意义。

《哈罗德·威尔逊夫人肖像》

19世纪美国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的布面油画《哈罗德·威尔逊夫人肖像》(1897年）在创新和实验中寻求平衡，过渡至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这也是19世纪末对于现代主义最初的探索方向。由于大半生都在法国度过，萨金特明显受到印象派的影响。这幅画作的聚焦重点在人物脸部，越到身体其他部分，笔触越大，越模糊，而背景的笔触也十分粗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先锋的艺术运动纷纷涌现。艺术语言的蜕变也延伸到了肖像画领域，肖像画创作变得愈发偏离写实。在展览的终章，艺术家以“梦”为媒，对肖像作品进行形态各异的变形，探索着梦境与人生的新主题。

《马戏》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极度重视梦境这一超现实的维度。由此，画中人物越来越展现出独立的生命，变得更有隐喻性和神秘性。俄裔犹太艺术家马克·夏加尔（1887-1985），从艺以来几乎一直在巴黎生活，以其丰富的色彩和梦幻般的意象闻名于世。在布面油画《马戏》（1967年）中，“梦”则是原始而瑰丽的奇异童话。据说，作为知名的“巴（黎）漂”，夏加尔喜欢去郊外看波西米亚人的马戏团表演，这让他忍不住以日常生活中的消遣入画。

《朱尔斯·布拉斯纳肖像》

“一梦浮生”单元以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1928-1987）的丙烯酸丝网印刷作品《朱尔斯·布拉斯纳肖像》（1979年）作结。安迪·沃霍尔深受超现实主义启发，他为艺术商好友布拉斯纳创作的肖像虽然有如神秘的梦境，却也带有冷色调的机械感，既代表着对精英艺术的解构，也代表了新的艺术语言波普风的诞生。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戈大立在此次展览的开幕式上表示：“作为国家级综合艺术展示平台，国家大剧院自建院伊始就将国际性作为办院宗旨之一，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邀请全球上千家艺术院团、机构，30万名艺术家来到大剧院的舞台上和展厅里，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术画卷。希望本次展览能够通过精美的展品和具有学术深度的策展理念，为中国当代观众感受西方艺术之魅力、理解西方艺术发展沿革起到索引作用；同时，也为中外视觉艺术交流搭建起新的桥梁。”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表示：“东京富士美术馆收藏的人物肖像绘画作品跨越五百年时空和光景，是西方人物绘画发展的缩影，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级综合艺术展示平台，秉承引领、传承、创新、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成为世界优秀文化艺术的展示窗口和交流平台。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国家大剧院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本次展览是双方联合打造的又一精品力作。”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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